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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再提打破３５岁门槛，反对内卷和９９６

　　　　　　　　　　　　　　　南方都市报

　　０３- ０３       ０６：４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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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岁正好是一个人做事业最好的黄金年华。」去年蒋胜男接受南都记者
专访时说道。

　　２０２１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提出「关
于取消国家公务员３５岁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引起广泛社会讨论。

　　近日，蒋胜男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很少就同一个问题提两次建
议。」但考虑职场「３５岁危机」不单是几个下岗者的困境，还关系到人口就业、
生育环境等重要问题，今年她将再次递交这一建议。

　　「３５岁失业，你没办法养娃，３５岁工作９９６，你没时间养娃。其实整
个社会在为企业的超额利润买单，这是不正常的。」蒋胜男说道。

　　「３５岁危机」不单是个体困境，还关系社会安全感

　　南都：你已经连续两年提出「取消公务员３５岁年龄限制」的建议，这背后
与职场「３５岁危机」存在莫大关联。你因何关注这一问题？

　　蒋胜男：我关注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疫情防控期间大批企业裁员，很多三十
多岁被裁员工再就业时面临年龄歧视。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只是疫情让它更
加凸显。

　　３５岁失业人群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已经成为家里顶梁柱；从这个角度上看，
他们的问题比应届生更严重。他们已经具备一定工作经验，也年富力强，而且其
中还包括不少高素质人群；如果连他们都没有安全感，那么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可
能是不足的。

　　我很少就同一个问题提两次建议。今年重提是因为这不单是几个下岗者的困
境，还关系到人口就业、生育环境等重要问题，甚至影响这社会的稳定安全，这
其实是整个社会面对的问题。

　　南都：为什么要从公务员报考年龄入手来打破年龄歧视？

　　蒋胜男：从公务员年龄限制入手，是因为这对于整个公务员群体影响较小，
但随之而来的社会效应很大，不仅可以倡导全社会招工应消除职场年龄歧视，还
对全民婚恋、生育、养老和社会心态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开放公务员录用的「３５岁门槛」，可以先从北上广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开
始。放宽年龄限制并不会让能力不足者进入公务员队伍，恰恰相反，可能部分岗
位招录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才，更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为人民服务的职能。

　　这只是第一步，我希望未来当求职者遭遇年龄歧视时还可以对企业提起诉讼。

　　呼吁保障８小时的工作制，减少内卷

　　南都：你是否面临过「３５岁危机」，当时如何度过？对于正处这条年龄线
上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蒋胜男：我可能不太有参照性，当时我已经进入到体制内。不过我３５岁前
后是想过辞职的，因为觉得没有足够的创作时间，后来也是单位和家里人一起劝
阻了我。

　　如果对于一个人，我可以建议他多努力提高，拥有一技傍身。但是对于整体
而言，如果我劝所有人都努力，实际上会加剧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内卷。解决「３
５岁危机」既需要个体的努力，更需要社会的努力。

　　我认为，首先要保障８小时的工作制，减少内卷。如果一个企业员工普遍９
９６、普遍内卷，那么就需要劳动部门进行干涉。不太可能明明可以准点下班，
员工非要留下无偿加班。哪怕是员工自愿也不行，企业有责任把它恢复成正常的
８小时工作。还有那些两个人干了三个人的工作，领着三个人工资的情况，个人
看似获得了工资的提高，实际却失去一个正常健康的作息。

　　３５岁失业，你没办法养娃，３５岁工作９９６，你没时间养娃。其实整个
社会在为企业的超额利润买单，这是不正常的。我们改革开放４０多年的奋斗，
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南都：今年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的最后一年，你怎么评价过去几年工作，
有哪些收获和遗憾？

　　蒋胜男：我很高兴自己这五年来还是做了点实事，反映不少民情民意，也得
到一些反馈，切切实实地帮助到一些人。当然也有部分建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落
实。

　　可能我先提出一些建议，后续还有其他代表委员关注并建言，大家都在不断
努力，一点点推动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我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忘记我，或者不用
再去问我到底怎么去看，因为大家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

[ 本帖最后由 索隆十郎 于 2022-3-3 14:27(GMT+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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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隆十郎 金币 +6 感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 2022-3-3 14:27

wohenshuai123

　　我说如果，假如，一万，真的能禁止996会对经济有一些影响，但是远没有经济崩溃那么严重，实际上，长期来看反而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影响分为长期的短期。首先说短期影响，失业率会下降，职工收入也会下降，工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会上升，消费会减少，经济增速放缓，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用GDP增速下降换就业率上升。道理很简单，做静态分析，在某一个固定的时刻（政策实施短期），社会工作效率和工作总量其实是近似固定的。企业面对着国家政策干预，属于被动接受者，对于遵守劳动法带来的额外成本上涨，其实相当于国家收取了一个额外的税。这一政策变化，带来了人力成本的上涨，而这一上涨无论是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制造成本上或者是管理费用上本质上都是对产品的成本产生影响。那么谁来承担这部分成本呢？就要考虑供需弹性。这里面要考虑两部分供需弹性，一个是人力市场，劳资双方的供需弹性，另一个是产品厂商与消费者的供需弹性。这个要建立精确到模型预测很困难。但是大致上因为政策实施是普世的，也就说厂商很难找到替代（产能外迁海外工厂沉默成本很高，而且非短期能实现，而雇佣外籍员工门槛也高而且未必经济）所以厂商就劳资双方而言厂商承担的比例会更大一些，可以说对于劳动者是个利好消息。而对消费端同样，因为全体中国企业全需要遵守法律不存在例外，所以很难找到替代，所以大部分成本都会以价格上涨的形式，在终端消费被吸收。很明显居民收入下降，消费品价格上升，消费意愿下降，社会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而厂商整体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行业利润水平下降。会有一部分企业推出市场，也有一部分低端产业链开始外迁，不过整体波动较小。

[ 本帖最后由 索隆十郎 于 2022-3-28 17:24(GMT+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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